无垠的沙漠深处，狂风卷起阵阵黄沙，遮天蔽日，数十艘锈迹斑斑的渔船静静地搁浅在沙漠中，船身上的铁锈像一道道伤疤，在干热的空气中层层剥落。这是咸海地区的真实写照。六十年前，这里碧波万顷，渔网满载、鸥鸟翔集。但如今，曾被誉为“中亚明珠”的咸海已失去超九成面积，沦为人类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生态灾难。
人为制造的生态灾难
咸海位于中亚腹地，中国古称雷翥海，地跨哈萨克斯坦南部与乌兹别克斯坦北部。虽被称为“海”，但咸海其实只是一个湖泊，因其面积大故被称为“海”。全盛时期，咸海湖面南北长435公里，东西宽290公里，面积68000平方公里，曾是中亚第一大咸水湖，世界第四大湖，俄国还曾在此部署海军。咸海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的两条大河——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条大河经1500余公里长途跋涉，最终汇聚成湖，碧蓝的水面在克孜勒库姆沙漠和卡拉库姆沙漠之间徐徐铺展。千万年来的滋养下，咸海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气候调节器，深刻影响着整个地区的气候格局。
然而，这片古老水域却在短短半个多世纪内迅速消亡。1961至1970年，咸海水平线以每年20厘米的速度下降，上世纪70年代这个速度甚至达到了每年50至60厘米，80年代又进一步上升到每年80至90厘米。从1960年到2009年，咸海水量由1089立方千米减少到84立方千米，水域面积由近70000平方千米减少到约8000平方千米，到2023年进一步缩减为6000多平方千米。
咸海的消亡，与人类无节制开发利用密切相关。上世纪50至60年代，苏联政府提出“处女地计划”和“白金计划”，决定在中亚干旱区大规模开垦荒地，将这片游牧土地改造为棉花等作物种植基地。从1960年到1990年，中亚灌溉面积从450万公顷增加到700万公顷，棉花产量从1920年的20万吨飙升至1980年的996万吨，使得该地区一跃成为世界第四大棉花产区。
然而，辉煌的经济数字背后却是咸海的生命代价。为满足棉花灌溉所需，苏联对阿姆河和锡尔河进行了大规模改道，修建了卡拉库姆运河等庞大引水工程，大量水资源被引向无边棉田，注入咸海的水量锐减。另外，棉花耗水量大，每生产一公斤棉花需消耗1.2万升水，加之灌溉方式粗放，超3万公里的灌溉渠道多为土质渠道，30%至75%的灌溉水在输送过程中白白蒸发或渗漏。
咸海水量在多重因素下大量减少，逐渐走向死亡深渊。1987年，持续萎缩的咸海最终因中部干涸分裂为南咸海和北咸海。2003年南咸海进一步分裂为东、西两个水域。2014年的一场干旱导致东咸海600年来首次完全干涸，此后成为季节性湖泊。曾经浩瀚的统一湖体，满目疮痍，支离破碎。
咸海干涸带来了一连串的生态灾难。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盐尘暴肆虐。随着咸海干涸，超过5万平方公里的湖床裸露，形成一片巨大的盐碱荒漠。这里沉积着数十年农业灌溉积累的盐分、化肥和农药残留，每年释放约0.4亿至1.5亿吨盐尘。大风将这些盐尘吹向中亚草原，吹向农田城镇，形成遮天蔽日的盐尘暴，覆盖了阿姆河河谷的丰腴农田，加剧了中亚农田盐碱化。在该地区主要城市中，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和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受到的粉尘影响最为严重。
更深层的影响是生物链的崩塌。咸海曾是中亚最重要的渔业基地，年捕捞量一度超过4万吨，占苏联捕鱼产量的六分之一。然而，随着水位下降和盐度急剧升高，地区生态系统遭受毁灭性打击。原本在咸海中生存的600多种鱼类几乎消失殆尽。另据统计，咸海地区178种脊椎动物中只有38种幸存，鸟类从173种减少至38种。此外，湖水大面积消退后，地区的森林沼泽也随之枯萎干涸，中亚降水量大幅减少，极端天气频发。咸海对地区气候调节的作用逐渐减弱，生态环境陷入不可逆转的恶化，咸海逐渐成为了“死亡之海”。
人类最终也尝到了自己种下的恶果。经济上，渔业资源的锐减导致渔业萧条，到1982年商业捕捞已不复存在，数万人失业。曾经熙熙攘攘的乌兹别克斯坦渔港穆伊纳克，如今成了生态灾难最直观的脚注——锈迹斑斑的渔船搁浅在距海数十公里的沙漠中，繁荣的渔港成了渔船的“坟场”。当地居民失去主要生计来源，陷入贫困与流离。与此同时，盐尘暴裹挟着有毒混合物，严重污染空气、土壤和水源，南咸海周边居民长期暴露在被污染的环境中，各类疾病发病率急剧攀升——慢性支气管炎、肾病和肝病，尤其是癌症发生率较过去增加了30倍，关节炎增加了60倍，婴儿死亡率也高居世界前列。
2010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视察咸海后沉痛地表示，咸海干涸是“地球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之一”。
生态治理的艰难之路
面对这一20世纪最触目惊心的生态灾难，中亚国家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但也孕育希望的治理之路，经历了从最初的漠然与无助，到生态意识逐步觉醒；从各自为政的零散努力，到近年来初见成效的生态恢复。对中亚国家而言，生态危机不再是遥远的学术议题，而是关乎国家粮食安全、民众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风险。2026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国际拯救咸海基金会创始国元首理事会上表示，到2040年，咸海流域的水资源缺口可能翻一番，达到每年200亿立方米，这将对饮用水供应、环境、农业、能源生产和社会稳定构成额外风险。正是这种深刻而沉痛的认知转变，推动中亚各国逐渐加大了咸海生态治理力度。
觉醒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2年2月18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成立中亚国际水资源协调委员会（ICWC），以期联合解决咸海地区的环境及社会经济问题。1993年1月4日，五国又共同创立了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IFAS），旨在为咸海流域项目筹集资金，拯救咸海和改善因咸海干涸引发的环境问题。
不过，虽然咸海问题被正视，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正值中亚各国深陷经济转型困境的艰难时期，政府财政拮据，咸海问题虽在政治层面被反复提及，实质行动却非常有限。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初。2003年至2005年，哈萨克斯坦耗资2.6亿美元启动北咸海拯救计划，建造了科卡拉尔大坝，将较小的北咸海与较大且更为干涸的南咸海进行人工分隔，防止锡尔河来水流失到已无望恢复的南咸海。大坝建成以来，北部盆地干涸情况得以充分缓解，北咸海水位明显提升，深度从30米增加到42米，面积从2550平方公里增加到3300平方公里，蓄水量也从2022年底的189亿立方米，上升至2025年底的230亿立方米。
水的回归使北咸海盐度下降至约10%，曾经只能勉强存活比目鱼的环境，如今有超过20种鱼类繁衍生息。渔业随之复苏，2017年产量达1700吨，为3000余名渔民提供生计。曾经外出谋生的居民陆续返乡，沿岸村庄重现生机。水位的上升还有效调节了当地气候，沙尘天气明显减少，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也得以提高。
2022年，锡尔河调节和北咸海保护二期项目启动，哈萨克斯坦政府拨款5亿哈萨克坚戈（约110万美元）用于大坝修复工作。2026年，科卡拉尔大坝加高工程启动，目标是把北咸海水位再抬升4米，水域面积扩到3913平方公里，蓄水量提到340亿立方米。另外，哈萨克斯坦还大规模植树固沙，在2021年至2025年间种植了约110万公顷的梭梭等耐盐植物。北咸海生态恢复的成功充分证明，即使是在最严峻的环境灾难面前，只要行动足够果断、足够持续，人类依然有能力扭转局势。
相比于哈萨克斯坦的“保水”与“固沙”，乌兹别克斯坦的治理策略侧重于从源头“节流”和在干涸区域“增绿”，这与其咸海干涸面积更大的国情相关。
为提升用水效率，乌兹别克斯坦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在60%的灌溉土地上推广节水技术；二是将灌溉渠道的混凝土化（防渗）比例提升至40%；三是通过泵站现代化改造使水利部门能耗降低近30%。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表示，这些措施已实现每年节水超100亿立方米，目标是到2030年达到年节水150亿立方米。
为打造“绿色屏障”，乌兹别克斯坦还通过“绿色空间”国家项目，在被划为“生态创新区”的咸海地区大规模种植耐旱植物，建立防护林带以改善环境。如今，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干涸的咸海湖床上，超过200万公顷的梭梭林等植物正在艰难而坚定地生长，成为抵御沙漠化和盐尘暴的第一道防线。在保水与固沙的同时，乌兹别克斯坦还积极完善立法与规划，通过了新的《水法》，并将恢复退化土地和强化地方粮食系统列为应对生态与气候变化的关键优先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在咸海问题上，中国科学家们也通过他们的“绿色技术”和实干精神作出了独有的中国贡献。例如，中乌合作开展的“光伏+棉花水肥一体化”种植试验示范项目成效显著，不仅大幅降低了对阿姆河和锡尔河的取水压力，也让当地民众看到了盐碱地治理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可能。除中国外，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力量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投入，努力为这片“死亡之海”寻找重生之路。
即便完全恢复咸海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即便咸海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即便中亚五国在水资源分配上仍有分歧、上下游矛盾尚未完全调和……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大家依然欣喜地看到，在局部水域和周边生态修复方面，一系列令人振奋的进展正在发生：北咸海的鱼群回来了，梭梭林在盐碱地上扎下了根，中国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智能滴灌系统滋润着无边的棉田，希望已在荒漠中逐渐萌芽。
咸海的故事，是一部关于人类傲慢与自然惩罚的悲剧，也是一部关于反思与救赎的史诗。它警示我们：当发展的逻辑压倒自然规律，再辉煌的文明都可能被自己制造的枷锁拖入深渊。但它也证明：只要人类愿意携手合作、尊重自然、依靠科学，即便在最黯淡的时刻，希望之光依然能穿透荒漠风沙，照亮未来前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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