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军长借宿农家，见纺线大娘谎称：“你延安的儿子安好。”两年后她才懂，那晚喝糖茶的，竟是自己儿子。
1949年4月，湖北黄陂塔耳岗陈家咀湾。柳母在家纺线，木门被人推开。
进来一名军装男子，夜色遮挡面容。男子压下情绪，语气生分开口：“大娘，赶路疲惫，想在您家借宿一晚。”
柳母点头，转身去灶台烧水。她摸到罐底仅剩的半斤红糖，这是她存了多年，专门等小儿子三娃子回家的。
男子落座，目光扫过门框刻下的身高印记。这是他12岁时留下的记号，一别二十年，他不敢流露半分异样。
“大娘，您家里有几个孩子？”
柳母声音压得很低。
“我就两个儿子在家种地。”
男子看向她布满冻疮、纺线磨出厚茧的手。二十年前，就是这双手连夜为他缝棉袄。
“村里人说，您还有个儿子早年跟着红军走了？”
柳母手腕一抖，茶碗险些落地，脸色瞬间发白。
“长官，没有这事，我只有两个儿子。”
男子不再追问，伸手握住她干枯的手掌。这双手从前总牵着年幼的他，如今早已瘦弱不堪。
“您的儿子在延安，一切平安，他托我带话，全国解放就回家。”
柳母没有哭出声，只低头落泪，水滴落在灶台石板上。她取出红糖舀进壶中，烧开后盛出一碗糖水递过去。
男子避开她的视线，小口喝下糖水。喝完，他把三十块大洋用粗布包好，压在空碗底下。
天还没亮，他就带队动身。警卫员跟上来发问。
“军长，不和老人家道别再走吗？”
“不能说破身份，她会整夜心神不宁。”
这名军人是二野三兵团副司令员、十军军长杜义德。1929年，16岁的他离家参加红军。还乡团曾迫害他家，父亲惨死，母亲多年对外隐瞒他的存在。当时乡间还有残余敌特，他不敢当场认亲，怕连累家人。
1951年秋，境内特务全部肃清，杜义德再度回乡。推开门，柳母仍坐在纺车前劳作。她抬头打量来客，没能认出对方。
杜义德双膝跪地，出声呼喊。“娘，我回来了。”
柳母愣了三秒，立刻扑上前抓住他的肩膀：“当年留宿的人就是你！那碗糖茶，是你喝的，你一直瞒着我。”
杜义德不停点头，泪水落个不停。柳母伸手反复摩挲他的脸。
“你瘦了不少，也晒黑了，脚背那道疤，是小时候爬树摔伤的，对不对？”
他应声作答。柳母脸上露出笑意，和当年在村口送他离家时一样。
柳母不知道，杜义德离开第三天，村里搜查队上门盘查留宿军人的住户。她一口咬定只是收留过路旅客，半句实情都没透露。
她把那三十块大洋埋进院内枣树下，打算等儿子回来翻盖新房。杜义德回到驻地后，每月都会匿名寄生活费，落款只写远方亲戚，收信人标注黄陂塔耳岗柳氏。
1955年全军授衔，杜义德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将中将勋章佩戴在军礼服上，又准备一枚同款勋章，悄悄缝进母亲早年给他缝制的旧棉袄夹层。
在外人眼中，他是征战多年、战功卓著的开国中将。只有他自己清楚，1949年那夜一碗温热糖水，藏着二十年分离的煎熬与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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